积尘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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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从群相走向"独相"
      虽然李林甫在开元二十二年当上了宰相，不过此时他只是若干个宰相中的一个。如果要大权独揽，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。
       唐代的宰相是群体制，也就是说有多个宰相。这对皇帝来制衡臣下，是个很好的制度设计。但是，也往往会出现群体宰相中独大的现象，就是其中有一个宰相特别强势，而其他宰相基本是随声附和而已。
实际上，这类情况在玄宗初年就出现过。当时姚崇做宰相，大权独揽，说一不二。同时在位的是卢怀慎。他认为才能远不及姚崇，每个事情的拍板都听姚崇的，人们称他为“伴食宰相。”意思是，这个宰相就是陪着吃吃饭的。因为宰相待遇比较好，每天有工作餐，所以这么讽刺他。据说有一次姚崇儿子死了，他告假十多天。在此期间，要处理的文件都堆积起来，宰相部门几乎瘫痪。到姚崇回来，一会儿功夫就都全给批答完了。玄宗就曾经对卢怀慎说：“朕以天下事委姚崇，以卿坐镇雅俗耳。”皇帝其实也门儿清。

      类似的情况在唐代屡见不鲜。这种情况很像明代的内阁状况，内阁大学士有若干个，但其中有一个人是首席，被尊为“首相”，往往会凌驾于其他内阁成员之上。唐代的宰相虽然不至于这么明显的制度化，但也常常会出现相似的情形。唐代“首相”的出现，往往更多的是因为个人能力所致。而李林甫显然就是这样一位非常强势，同时也具备这样能力的宰相。

      李林甫要当“首相”，面对的最大对手是张九龄。张九龄为相，比李林甫还早一年。他一直和张说交好，可以说他是继承了张说的传统，成为当时文人儒士型官员的新一代代言人。张说、张九龄，是继姚崇、宋璟之后的最重要的宰相代表人物。他们相继掌权达十多年，正是开元时期“文治”的一个象征。开元中期，也是玄宗致力于“文治”的一个阶段，所以他也正需要这样类型的宰相来主持大局。在文化上，他们为唐代盛世的面貌提供了很好的装饰。比如张说主持修订了《大唐开元礼》，是一代文化大事。
      张九龄本人是个非常出色的文学家、诗人，他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气魄宏大，意境幽远，洵为咏月之绝唱。      在人格上，他其实更是一位儒者。所以他常常要表现出“从道不从君”的原则来——特别在面对皇帝的时候，他总是顽强地要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子去做，而不懂得按皇帝的意图去做。他在位期间，屡屡驳了皇帝的面子。正如史书上所说“九龄遇事，无细大皆力争”，无论大事小事，都要争个不停。比如张守珪立下赫赫战功，玄宗想让他做宰相，张九龄反对说，宰相不是“赏功之官”。
还有一次在千秋节，即玄宗的生日，群臣都献宝镜，大概是一种流行的礼物。张九龄偏偏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历史盛衰，称之为《千秋金镜录》，献给玄宗。可以想象，里面充满了道德说教。也可以想象，玄宗肚子里肯定很嘀咕，但表面上却还要装作很欣赏，特别下诏地赞扬了一番张九龄。面对这种臣子，玄宗怎么会不憋得慌呢？
      张九龄就类似于魏征，虽然是百分百的好官、是绝对的忠臣，但皇帝总是不大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的。皇帝喜欢的就是房玄龄、李林甫这类的顺从的官员。
      张九龄是文人型的代表，当然不满李林甫这种吏干型的官员。所以，在一开始任李林甫为相的时候，他曾经咨询了张九龄，九龄对曰：“宰相系国安危，陛下相林甫，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。”其实李林甫并没有什么为恶的征兆，他的反对，纯粹是一种天然的排斥。换句话，是纯粹为反对而反对。因为他们俩是天生的不对路。

      就举一个张九龄和李林甫鲜明对照的例子。开元二十四年初冬，洛阳宫中有怪物，玄宗就想回长安去。张九龄拒绝说：现在农民收割还没结束呢，等十一月再走不迟。结果李林甫装作脚受伤，走不快。退朝后独自留下来，对玄宗说：“长安、洛阳，不过是陛下的东宫、西宫罢了，在自家往来行幸，还用得着选时间吗？如果说会妨碍农事，那就在过路的地方蠲免租税好了，这样老百姓也不会吃亏的。我请皇帝马上出发。”玄宗很开心，立刻动身。
      张九龄首先考虑的是国家，是老百姓的利益，而不是皇帝。这当然是正道。而李林甫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感受。当然，对于百姓的利益，他也提出了补偿方案。这样，就让皇帝既满足了自己，又不至于背上骂名。良好的协调了矛盾。李林甫的马屁不是简单的拍，他要替皇帝考虑到每个细节。这样的宰相，皇帝会不喜欢吗？

      终于，在又一次这样的对峙中，在李林甫的帮助下，唐玄宗失去了耐性。还是在开元二十四年，玄宗想让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做尚书。牛仙客从基层干起，兢兢业业，工作非常出色，以至于“仓库充实，器械精利”。说实话，做个尚书挺正常。不过张九龄不答应。他的理由如下：“尚书，古之纳言，唐兴以来，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。仙客本河湟使典，今骤居清要，恐羞朝廷。”意思是，尚书职位是要德高望重的人，牛仙客吏职出身，太低微了。
      玄宗又说：“那我给他加个实封可以吧？”张九龄并不看玄宗脸色，继续反对说：“不可。封爵所以劝有功也。边将实仓库，修器械，乃常务耳，不足为功。陛下赏其勤，赐之金帛可也；裂土封之，恐非其宜。”他这些功劳都很平常，你多给他些钱好了。给他封户，实在太抬举他了。
      反正说来说去，都是认为牛仙客太低微，不配给高级赏赐，给点钱就可以了。当了尚书简直就是给朝廷抹黑。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这实在是张九龄的一种出身歧视。并没什么道理。所以，玄宗生气地责问的时候，张九龄就抬出另外一个理由：牛仙客没有文才。据张九龄的说法，他“边隅小吏，目不知书”，这显然有夸大之处。牛仙客肯定识字，只是没什么文学才能，吟诗作文估计不拿手。在文采斐然的张九龄眼里，自然是很上不台面了。
      相反的是李林甫也恰好是吏干型官员，他自然很希望提拔牛仙客。所以，他公开称牛仙客有宰相之才。而且私下对皇帝说“苟有才识，何必辞学！”在这里，他就将张九龄看得很重的文才贬低为“辞学”，拿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文字游戏。这些当不得实用，不是真正的才识。这自然是吏干型官员的价值观了。

      这两种观念区别，在唐玄宗而言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有意义的是两人对皇帝的态度。失去了耐性的皇帝，终于在找到了借口之后，就把张九龄的宰相头衔给摘了。张九龄的罢相，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分水岭。
      司马光在《通鉴》中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回顾了之前的宰相——“上即位以来，所用之相，姚崇尚通，宋璟尚法，张嘉贞尚吏，张说尚文，李元纮、杜暹尚俭，韩休、张九龄尚直，”所有这些宰相都各有所长。但到了张九龄既得罪，唐朝进入了李林甫时代。而司马光认为，唐朝的中衰，就是从李林甫一手造成的。